唐宗海（1846一1897），字容川，四川省彭州市三邑鎮(zhèn)人。16歲為秀才，23歲開始鉆研醫(yī)學，24歲著成《醫(yī)柄》一書，后又著成《醫(yī)學一見能》。同治12年，因父患血證多方求治無效后，開始潛心探索血證，經過11年時間寫成《血證論》，集血證診治之大成，創(chuàng)止、消、寧、補之要法，“實事實理，有憑有驗”，可謂精辟獨到，至今仍為臨床醫(yī)家診治血證所遵循。此書一出，“名聞三蜀”、“聲譽遠播”。光緒11年，《血證論》成書后的第二年，唐宗海39歲時中舉，其后游學江南，醫(yī)術揚名于滬，每有疑證問者，輒應如響，人俱驚為神奇，光緒14年，中三甲進士，授禮部主事，奉母赴京后醫(yī)名大噪，譽滿京華。后寓滬上，當西學東進時，他認識到西醫(yī)、中醫(yī)各有所長，力主匯通中西，厘正醫(yī)道。便以中國古代醫(yī)學理論為基礎，吸取西醫(yī)解剖學生理學知識，撰成《中西匯通醫(yī)經精義》二卷，光緒18年（公元1892年）刊印出版，成為中國醫(yī)學“中西匯通”先驅者，游學廣東時，《本草問答》和《金匱要略淺注補正》二書相繼問世。光緒20年（公元1894年），《傷寒論淺注補正》刊行。以上四書，加上《血證論》，輯成叢書《中西匯通醫(yī)書五種》刊出，行銷國內外，醫(yī)名遠播印支和南洋等地，光緒22年（公元1896年），清廷授其廣西來賓知縣職。翌年，扶母柩返川遇川東疫病流行，染病回家，不幸辭世，終年51歲醫(yī)|學教育網搜集整理。唐宗海作為一代名醫(yī)和中國早期中西醫(yī)結合的杰出代表，不僅醫(yī)術精良，而且醫(yī)學著述頗豐，除《醫(yī)易通說》、《六經方正中西通解》、《痢癥三字決》等書外，猶以《中西匯通醫(yī)書五種》著稱于世。其好友劉光第（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）稱贊他“活人有奇術”，《清史稿》將他列名記述。

唐宗海對于血的生理功能以及運行情況的論述，多從陰陽水火氣血立論，從氣血的相互關系進行說明。他認為，陰陽是萬物之本，在人身之中。陰陽的具體所指，即是水火，即是氣血。氣生于血，血生于氣，陽氣與陰血之間相互滋生。水火氣血的關系，—方面強調其相互對恃，同時亦強調其相互維系。故在治療氣血水火的病變時，唐氏主張治血調氣，調和陰陽。氣血水火之間的協(xié)調，尚依賴脾土以為樞紐。他認為，人身之氣雖根于腎中，但需依賴脾胃水谷之精微下輸于腎，而后才能化氣而升清降濁。對于血證的病機，他認為常見的血證不外兩大類，—類是血液溢于體外，如吐血、咳血、鼻衄、唾血等，一類為各種瘀血、蓄血等。血證的發(fā)生與臟腑有著密切的關系，又與人身氣機運行、火熱協(xié)迫、瘀血阻滯等有關。具體而言，影響血證出現(xiàn)的主要病機，除臟腑功能失常之外，還應注意以下三個方面。一者氣機阻逆，血隨氣行，多見血證。二者火熱熾盛，迫血妄行。三者瘀血阻絡，血失常道。因此，唐氏對血證病機的探討，重視臟腑，抓住氣滯、血瘀、火熱之間的關系。在臟腑病機中，除結合氣滯、氣逆、血瘀、火熱之外，又重視氣虛不攝的方面，使血證病機歸納得十分得當，為該病的正確治療，奠定了基礎。

他認為，判斷血證的輕重緩急，預后善惡至關重要。血證死生的關鍵，主要在于氣的運行是否正常。一般而言，吐血而不發(fā)熱者，易愈。吐血而不咳逆者，易愈。血證病人，大便不溏者猶有轉機，可用滋陰之藥，以養(yǎng)陰配陽。若大便溏泄，是脾氣下陷，中流已無砥柱，則血因火而上越，氣失守而下脫，上越下脫，其危重可知。此外，血證患者脈不數(shù)者易治，以其氣尚平。若脈數(shù)者難治，以其氣太疾。若脈象浮大革數(shù)而無根者，為虛陽無依。若脈象沉細澀數(shù)而不緩者，為真陰損失，皆為難治。若有一絲緩象，尚可挽回。若無緩象，或兼代數(shù)，則成不治死證。所有這些脈象，都是反映陰血受傷，而陽氣無歸，所以為難治。若陰血傷而陽氣不浮越者，脈雖虛微遲弱，亦不難治。但用溫補，無不回生。總之，陽虛、氣虛者尚易治，惟陰虛氣不得附者為難治。因為血傷而氣不傷者，即以氣之不傷，而知其血尚未盡損，故氣猶有所歸附，而其病亦易愈。

唐氏通過多種血證的治療，摸索出血證治療的四大法則，即“止血”、“消瘀”、“寧血”、“補血”四者。凡遇突然出血，在治療時，首先應當使用止血之法。否則，血液溢出不止，會導致血脫氣耗，產生不良后果。血證患者血止之后，其必然要有離經之血而未排出體外，這些血液留于人體之中，則形成瘀血。這些瘀血的停聚，成為人體致病的重要因素?；蜊斩l(fā)熱，或變而成癆，或形成結瘕，或使氣血阻滯不通而刺痛，等等。還可以因瘀產生其他多種變證，甚至使新血不能正常運行，而再次出血。為了免除這些后患，唐氏主張于止血之后，應當消瘀，故將消瘀作為血證治療的第二法。待血止瘀消之后，在數(shù)日或數(shù)十日之間，為防止血液再次潮動，須選用方藥使血液得以安寧，故將寧血法作為血證治療的第三法。血證患者，出血之后，其血必虛。血虛者其陰亦不足，陰者陽之守，陰虛則陽無所附，血虛則氣無所依，亦可因之而虧。因此在血證后期，其血已止，亦未留瘀，而運用寧血法之后又無再次出血之顧慮，惟留下人體正氣之虛衰，唐氏主張此時當用補血之法。

唐宗海于學術上頗有創(chuàng)見。一方面，他十分重視中醫(yī)經典著作的學習，于血證深入探討，頗有成就。另一方面，由于當時西方醫(yī)學的傳入，他試圖以西醫(yī)理論來解釋祖國醫(yī)學，進行中西醫(yī)理論的匯通，雖然限于歷史條件、科學水平，未有成就，但其革新、發(fā)展的思想是可貴的。其血證治療的經驗和原則，至今仍有很重要的實踐價值。